学科交叉视野下的客家研究：“第二届客家文化(3)

(四)客家信仰、民俗及其它

信仰在形塑族群文化的过程中担任重要角色，客家地区的各类信仰也将有助于了解区域历史的发展进程。赣南师范学院罗勇教授与凌焰博士考察了不同历史场景下张公、赖公被创造、定义的过程，从而为理解客家传统社会中祖宗崇拜与神明信仰的关系提供可能的视角与参照。嘉应学院周云水博士则通过考察基督教在粤东客家地区的发展，认为基督教精神与客家传统文化的有机融合，可以激发灵性资本在乡村建设中发挥积极作用。赣南师范学院邹春生博士注意到儒家孝悌文化在赣闽粤边区的传播及其对客家族群的影响。

此外，客家民间文学、客家语言、客家山歌等亦一如既往地受到学者们的青睐。赣南师范学院钟俊昆教授指出客家民间文学中有大量关于客家村落传说方面的材料，从中可以看出客家人对文化生态和谐统一的追求，找到客家村落结构中文化生态美的呈现依据与实现方式。此外，涉及的议题还有成都信息工程学院杨丽娟博士对客家话传承的研究，云南财经大学刘芳教授对客家二次葬与苗族二次葬的比较，华南理工大学郑紫苑博士对广东紫金县客家花朝戏的考察，四川省社会科学院郭一丹助理研究员对成都客家人的文化认同与变迁的考察，苏东来对清初四川东山族群互动及客家的形成的研究，深圳大学张卫东教授对客家海外拓殖史研究的强调，广东技术师范学院陈菊芬副教授、广东省民间文艺家协会杨宏海副主席、江西龙南县文化馆廖小凤研究馆员等对客家山歌的传承与发展都给予了关注。

三、圆桌论坛

10月24日下午举行的圆桌论坛分上下半场，上半场的主题是客家迁徙与文化离散，下半场则主要围绕学科交叉与地域关怀展开。四川大学徐新建教授认为，客家问题究竟是一个社会现象还是一个学术问题，是需要思考的。中国人民大学赵旭东教授指出客家是不是从中原来的，是优等还是劣等，都不在一个事实的层面上，因为那个事实已经被埋没了，最重要的是大家都怎样表述自己。厦门大学彭兆荣教授强调客家文化要尽最大努力把客家族群本身迁徙的性质、历史区分清楚，而不是简单的假定。中央民族大学关凯副教授则将族群研究引到一个哲学层面的争论，即唯名论与唯实论之争，徐新建教授将其发言落实上族群研究上，解释指出这一发言其实要讨论的是族群研究中根基论与建构论的分野，而这将触及到客家研究一个很本质的基础性问题：客家是什么？谁是客家？谁能证明？如果不能证明，那么所有的研究就没有基础。厦门大学宋平教授发现两岸都有客家建构，台湾是自下而上，争取获得认可，大陆则是政府成为客家文化建构的主推手，地方政府基本走的是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路子。谢重光教授指出台湾客家运动既是一个文化运动，同时也是一个社会运动，还是一个政治运动，但大陆的情况则需要再考察，他建议开展两岸客家的比较研究，将对很多问题会有一个更加深刻的认识。罗勇教授指出，上世纪80年代以来大陆客家研究中学者更重视现实关怀，周建新教授强调，应关注有哪些力量和主体在建构或者形塑客家，客家建构的部分动力来源于政府，部分则是客家人本身为了自身发展而作的努力，它其实是政府、民众、学者文化共谋的产物。嘉应学院夏远鸣博士指出从争取正面认同的客家研究到被利用的客家文化，其实已偏离了学术的轨道。

总体而言，人类学者更多地在思考客家成为独特族群的正当性及对其研究的学术依据这一基本问题上，而客家研究学者则将目光投向当代客家的再建构。两个领域的学者在彼此的研究中获得启发，对客家而言，寻求多学科交叉的视野在于突破当前遭遇的困境，无论是社会学、人类学还是民俗学，都将为以往以历史学为主的客家研究传统提供新的思考维度，客家文化高级论坛的宗旨即在于吸引更多的研究者进行面对面的交流，以共享思考的成果，同时也相互砥砺。而对于人类学者而言，作为汉人独特支系的客家，从进入现代学术领域伊始，便已有自身的叙事传统，创造性地以民系概念称呼的客家，无论是其祖源叙事还是对文化正统性的诉说，都与追求特异性的许多边际族群不一样，而正是这种一边强调中原正统，一边要求族群独特的自我言说，可能为族群研究提供不一样的个案，使其对族群研究范式有别样的贡献。

由赣南师范学院客家研究中心主办的“第二届客家文化高级论坛暨第十届人类学高级论坛”以“族群迁徙与文化认同”为主题，于2011年10月21-24日在江西赣州、广东河源隆重召开。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学、中山大学、厦门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四川大学、浙江大学以及台湾中央研究院、台湾大学、台湾师范大学以及韩国大田大学等海内外50多所高校和研究机构的100多名学者出席了会议。本届客家文化高级论坛的主题是“客家人的迁徙与文化离散”，围绕这一论题，学者们分别从理论探讨、专题研究等角度提交论文37篇，并于圆桌论坛展开交锋。一、理论探讨自20世纪30年代罗香林先生开创客家学以来，从对“客家”的学术界定开始，客家研究范式经过几次转变，从民系到族群，从强调文化共同体到强调认同建构论，客家研究取向的转变应合了学术的潮流。赣南师范学院周建新教授正是从族群认同的人类学研究进行回顾，将客家研究纳入到族群研究的知识体系中，指出：20世纪80年代以来，客家研究在前人研究基础上，产生了新的研究成果，这些成果主要有三种类型：一是以罗香林时期的研究为基础，继续以“中原汉族论”为框架对客家文化、客家人进行描述和论证的成果；二是从不同的研究视角和材料出发，对“中原汉族论”观点的评论和修正；三是人类学视野下对客家人族群认同建构过程的研究，他们主张以“族群”代替“民系”，因为“族群”的概念特别强调人群动态性与主体性，只有采用“族群”这一概念，才能以历史的角度来掌握不同社会情境下的客家族群，才能更深刻地理解全球化潮流下的客家全貌。基于过去关于客家源流与客家形成发展史的研究，通常侧重于自北向南移民历史的关注，福建师范大学谢重光教授就客家移民与文化认同的问题提出新的看法。他梳理了客家认同经历的三个步骤：南宋时期汀州“颇类中州”的表述反映了汀州士人的自我认同与自我标榜，它抓住了中原中心，成为客家认同的第一步；明中叶大批梗化民被纳入编户成为良民，是客家形成发展史的重要一环，明清时期客家人对汉化、儒化、王化的认同是客家认同的第二步；第三步则是晚清以来客家精英与民众所形成的两种不同的文化认同。厦门大学彭兆荣教授提出理解客家文化的关键概念：移动。他认为：由于“移动”作为一种日常化、世俗化行为和工具性功能，经常被忽略其“正义”价值，导致客家学研究的一种缺失。客家文化的历史结构的核心价值不是别的，正是移动性。客家人身份认同的依据也不是别的，也是移动性。换言之，不仅移动性成就了客家之所以为“客家”的基因，也是客家文化、客家族群认同在历史建构中的基础与基型。因此，确认移动的正义性也就成了定位客家文化的关键。四川大学徐新建教授认为，要从理论上理解中国政府认定的56个民族之外自称民系的“客家”这类现象，须借助于多民族国家的人类学，它包含几层含义，其中有：“在多民族国家研究”、“研究多民族国家”和“从多民族国家出发而研究”，由此而论，在现代中国研究客家这样的“族系”及其历史迁徙，在人类学的整体视野观照下，其意义不再限于本土的一族一地，而在于以小见大、举一反三，从中发现能与世界他国、异族并置相通且具有普遍解释力的事象和规律。以上学者将客家放置于族群研究的脉络中，联系历史变迁的过程、全球化的语境及多民族国家的现实对客家研究今后的发展提供了理论上的指导。客家研究所遇到的困境也是当前族群研究所面临的困境，因此，这样的研究维度与理论关怀不仅对客家研究有裨益，也将为族群研究提供借鉴。二、专题研究(一)概念的界说客家研究已有近百年历史，但关于客家本身的历史却争论不休，一直没有达成一致。争论一方面说明研究的难度，另一方面却也展示了学术追求的魅力。客家研究最关键的仍是“谁是客家人”，“什么时候在怎样的情况下形成客家”，这一根本性问题没有一个相对清晰的答案，其它的众多讨论也就成了无本之木，亦无对话的可能。厦门大学周雪香副教授认为明中叶闽粤赣边的人口流动与“客家”名称的出现有着直接的关系。“客家”这一名称，最初应是明隆庆三年长宁、永安建县后，当地土著对来自闽西及粤东北、潮惠地区的“异邑民”的称呼。赣南师范学院温春香博士则认为作为族群的客家的形成经历了一个变化的过程，从作为流民的客民到作为族群的客家，其自我言说也发生了变化。赣南师范学院王天鹏博士使用萨林斯 “文化界定历史”的研究方法来考察畲族与客家的形成，发现正是采用了“逃离”和“攀附”的不同政治策略，才最终形成畲族和客家这两个族群。(二)族群的塑造客家之成为客家，并不是一个先验的从来如此的事象，客家的历史虽有藉以表述为传统的长时段依据，但却更与晚清以来的族群塑造与自我言说有莫大的关系。广东西路的土客大械斗对客家形成具有重要的意义，一直为客家学界所重视，与此同时，广府东路土客之间却基本上相安无事，因此也少人问津，深圳大学刘丽川教授对于增城土客关系的考察，意在提供广东土客关系的全方位面貌。除去作为导火线的土客大械斗外，客家问题有其学术上的发端，这即是西人对客家人的关注，嘉应学院夏远鸣博士通过晚清时代在香港出版的一份英文期刊——《中国评论》，分析早期外国人对客家的认识水平及他们的认识对后世客家研究的影响。他者形塑与自我言说无疑是客家族群形成的两大动力，在这个过程中，族群的建构与被建构一直在进行。日本东北大学东北亚研究中心濑川昌久教授通过分析中华民国时期的一批著名政治家、军事家，尤其是其中那些被看作“客家系”人物的家族世系、个人经历和事业功绩，及这些人被认定为“客家系”的依据和这些依据的形成背景，从而揭示这类“个人性”的要素，是以一种什么样的形式逐渐与一个关系到民族分类的集合性理论结合在一起的。赣南师范学院吴良生讲师所提供的孙中山的个案无疑具有典型的意义。而除去对人物的建构外，对历史记忆的建构更利于彰显其族群性。三明学院余达忠教授通过考察石壁作为客家祖地的建构过程，分析了文化全球化下现代客家人的文化认同。族群的形成大都经历过类似的过程，哪些东西被赋予族群特性，哪些东西又被反复强调，并被塑造成族群的文化传统，是族群研究中有趣的问题。在成为事实之前，有作为事件的“客家”，有作为学术的“客家”，亦有作为情绪的“客家”，这些都将影响后人理解当今的“客家”。(三)台湾客家研究与大陆客家不同，台湾的客家研究更有其社会的、政治的因素，此次参会的多名台湾学者主要关注台湾客家问题。作为台湾四大族群之一，客家人移垦台湾及对台湾文化的影响亦受到学界的重视。台湾师范大学潘朝阳教授依据文化历史地理学的观点，以苗栗西湖乡的打哪叭溪谷地为对象，诠释了清代粤东客家来台移民在这条溪谷的垦建过程及其意义。台湾师范大学邱荣裕教授探讨了汉人移垦台湾最重要的清领时期，客家人在拓垦过程中的成功类型，并选择张达京、胡焯猷、姜秀峦三位不同原籍的客家人作为移垦成功的例子，说明客家族群在移垦台湾过程中的建树与影响。台湾大学客家研究中心刘碧蓉助理研究员考察了台湾客家宗祠与客家族群发展的关系。台湾师范大学黄玫瑄讲师与台湾大学邱荣举教授合作探讨两岸客家民居文化与客家发展的关系，关注的主要问题是大陆的客家民居文化与台湾的客家民居文化的关联性。除去移垦与定居中表现出的族群特性，族群文化更多地体现在日用而不知的乡民日常生活之中。从民居到饮食，从戏曲到文学，无不被形塑成族群的标识。台湾明新科技大学范增平教授探讨了台湾客家饮食变迁的文化离散与融和，通过回顾台湾客家饮食的六次变迁，指出饮食文化的变迁是造成文化离散与融合的重要因素，而文化的离散与融合往往又是饮食变迁的重要原因。台湾交通大学段馨君副教授关注客家文化与戏剧在台湾的发展，她藉由客家电视台客家戏曲《戏棚戏》，探讨文本的改编，与电视媒体的戏剧化呈现，说明与传统戏曲呈现方式不同，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台湾的客家大戏结合电视、网络传播，开启发展的新途径。台湾联合大学刘焕云副研究员则通过探讨两岸“客家文学”之发展与客语书写问题，认为在两岸关系和解的历史契机下，两岸客家文化交流，有其重要的历史意义，有助于两岸相互了解与终归一统；两岸客家文学不断发展亦有助于丰富中国文学内涵。此外，贵州财经学院汤韵旋博士分析了“闽客互斗”的因果及其对台湾客家族群的心理影响，郑州大学樊洛平教授以台湾客籍女诗人杜潘芳格和利玉芳的创作为例，理解客家女性的生命意识及其文化认同。台湾客家文化与当代其他众多族群文化一样，有令人回味的传统根基，也有让人纠结的现代转型，被裹挟进全球化浪潮的族群文化是应固守其独特性、多元性，还是毫不犹豫地融入文化一体化的过程，这的确是人类需要共同面对的议题。(四)客家信仰、民俗及其它信仰在形塑族群文化的过程中担任重要角色，客家地区的各类信仰也将有助于了解区域历史的发展进程。赣南师范学院罗勇教授与凌焰博士考察了不同历史场景下张公、赖公被创造、定义的过程，从而为理解客家传统社会中祖宗崇拜与神明信仰的关系提供可能的视角与参照。嘉应学院周云水博士则通过考察基督教在粤东客家地区的发展，认为基督教精神与客家传统文化的有机融合，可以激发灵性资本在乡村建设中发挥积极作用。赣南师范学院邹春生博士注意到儒家孝悌文化在赣闽粤边区的传播及其对客家族群的影响。此外，客家民间文学、客家语言、客家山歌等亦一如既往地受到学者们的青睐。赣南师范学院钟俊昆教授指出客家民间文学中有大量关于客家村落传说方面的材料，从中可以看出客家人对文化生态和谐统一的追求，找到客家村落结构中文化生态美的呈现依据与实现方式。此外，涉及的议题还有成都信息工程学院杨丽娟博士对客家话传承的研究，云南财经大学刘芳教授对客家二次葬与苗族二次葬的比较，华南理工大学郑紫苑博士对广东紫金县客家花朝戏的考察，四川省社会科学院郭一丹助理研究员对成都客家人的文化认同与变迁的考察，苏东来对清初四川东山族群互动及客家的形成的研究，深圳大学张卫东教授对客家海外拓殖史研究的强调，广东技术师范学院陈菊芬副教授、广东省民间文艺家协会杨宏海副主席、江西龙南县文化馆廖小凤研究馆员等对客家山歌的传承与发展都给予了关注。三、圆桌论坛10月24日下午举行的圆桌论坛分上下半场，上半场的主题是客家迁徙与文化离散，下半场则主要围绕学科交叉与地域关怀展开。四川大学徐新建教授认为，客家问题究竟是一个社会现象还是一个学术问题，是需要思考的。中国人民大学赵旭东教授指出客家是不是从中原来的，是优等还是劣等，都不在一个事实的层面上，因为那个事实已经被埋没了，最重要的是大家都怎样表述自己。厦门大学彭兆荣教授强调客家文化要尽最大努力把客家族群本身迁徙的性质、历史区分清楚，而不是简单的假定。中央民族大学关凯副教授则将族群研究引到一个哲学层面的争论，即唯名论与唯实论之争，徐新建教授将其发言落实上族群研究上，解释指出这一发言其实要讨论的是族群研究中根基论与建构论的分野，而这将触及到客家研究一个很本质的基础性问题：客家是什么？谁是客家？谁能证明？如果不能证明，那么所有的研究就没有基础。厦门大学宋平教授发现两岸都有客家建构，台湾是自下而上，争取获得认可，大陆则是政府成为客家文化建构的主推手，地方政府基本走的是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路子。谢重光教授指出台湾客家运动既是一个文化运动，同时也是一个社会运动，还是一个政治运动，但大陆的情况则需要再考察，他建议开展两岸客家的比较研究，将对很多问题会有一个更加深刻的认识。罗勇教授指出，上世纪80年代以来大陆客家研究中学者更重视现实关怀，周建新教授强调，应关注有哪些力量和主体在建构或者形塑客家，客家建构的部分动力来源于政府，部分则是客家人本身为了自身发展而作的努力，它其实是政府、民众、学者文化共谋的产物。嘉应学院夏远鸣博士指出从争取正面认同的客家研究到被利用的客家文化，其实已偏离了学术的轨道。总体而言，人类学者更多地在思考客家成为独特族群的正当性及对其研究的学术依据这一基本问题上，而客家研究学者则将目光投向当代客家的再建构。两个领域的学者在彼此的研究中获得启发，对客家而言，寻求多学科交叉的视野在于突破当前遭遇的困境，无论是社会学、人类学还是民俗学，都将为以往以历史学为主的客家研究传统提供新的思考维度，客家文化高级论坛的宗旨即在于吸引更多的研究者进行面对面的交流，以共享思考的成果，同时也相互砥砺。而对于人类学者而言，作为汉人独特支系的客家，从进入现代学术领域伊始，便已有自身的叙事传统，创造性地以民系概念称呼的客家，无论是其祖源叙事还是对文化正统性的诉说，都与追求特异性的许多边际族群不一样，而正是这种一边强调中原正统，一边要求族群独特的自我言说，可能为族群研究提供不一样的个案，使其对族群研究范式有别样的贡献。

文章来源：《广西科技师范学院学报》 网址: http://www.gxkjsfxyxb.cn/qikandaodu/2021/0121/457.html